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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故事】之程昕东画廊20年的故事

 
 
 

 
【画廊故事】雅昌讲堂之“程昕东画廊20年的故事”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讲堂嘉宾:鞠白玉、程昕东;主持人关予。
 

(雅昌艺术网讯 罗书银)2012年9月27日,由北京画廊协会与雅昌艺术网共同打造的【雅昌讲堂】“画廊故事”第六场在798艺术区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798小院)开讲,这是《北京画廊周》文化艺术品牌下常设的一个项目。此次主题为“程昕东画廊20年的发展历程”,由雅昌艺术网副总经理关予担任此次讲堂的主持人,程昕东国际艺术空间画廊主程昕东、香港明报周刊专栏作家鞠白玉作为讲堂嘉宾,在画廊周期间,为大家讲述程昕东画廊的故事。


  以下我们为您呈现此次【雅昌讲堂】画廊故事之“程昕东画廊20年故事”的讨论内容:


  关予: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画廊故事第六场,我们这次来到了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今天讲堂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程昕东先生以及鞠白玉女士。程昕东本人身兼北京画廊协会的会长,以及程昕东空间的创始人,同时从事画廊行业超过二十年的历史。


  今天现场另外一位嘉宾是外媒的专栏作家,她是香港《信报》和《明报》的专栏作家鞠白玉小姐,也欢迎鞠小姐今天来到这里和我们分享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和程昕东本人的创业历程。


  我知道最近鞠白玉小姐在做一本传记的写作,从媒体的整理,您对程老师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鞠白玉: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明星。


  关予:什么方面的明星?


  鞠白玉:我觉得一个人的传记后边是要有大背景的,我要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但是必须有一个代表人物在里边,这个代表人物如果只是一个艺术家,或者只是其中的一个身份可能有点儿太单薄了,所以程昕东最吸引我的是他的那种明星的身份,他是把多个角色集中于一身,他除了不直接创作艺术作品,但是我们看到他做的展览,尤其在海外的展览,他能够把整个艺术展变成特别大的行为艺术,所以我觉得他是集很多角色于一身的,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他更有激情的在当代艺术圈里边的从业者,他是我见到的最敬业,最认真、最有理想,他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所以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明星式的人物。


  关予:刚才鞠小姐提到了多重身份,我在认识程会长之前早已是久闻大名,听到最多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美男子、王子的称号,程老师您对自己的定位和角色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程昕东:对我来说,所有的身份都是一种角色的尝试,因为我们这代人本身从出生就没有方向,党让干啥就干啥,同时又是充满向往、充满激情,总是会心潮澎湃的做一些事情这么一代人。后来所有个人成长、个人角色的变换都是重新去遵循、修正、寻找的过程,试图找到一个更准确的一种身份,但是这个时代又需要我们多重身份,是一种混杂的去扮演、去表演,所以说我们是一代很辛苦的人。


关予:我们知道程昕东空间是2000年创立的,在此之前您在法国也有从事很长时间画廊方面和中国艺术家代理的工作,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早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开始介入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艺术对接和交流的过程中,那个时候西方是怎么看待中国当代艺术,以及是什么萌发了您从事这一行业的?


  程昕东:我们这一代是没有方向感的,所以很多偶然的机遇都会改变我们的一生,改变我们成长的方向。


  我是89年坐着火车去法国的,尽管看到的是光明,但恰恰是让你看到太多光明,所以看不到方向。到了巴黎以后可以说是一次彻底的颠覆,以前的经历、文化背景,在巴黎的所见与经历都已经超过了一个来自落后国家的成人思考与观察能力以外,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无用、无效了,需要重新的建立。


  我从小喜欢艺术,也受父亲的影响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去实践。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后来学数理化准备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到巴黎以后,我被巴黎整个艺术的氛围所打动,后来勤工俭学的过程当中去了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剧院,在剧院里边因为朋友的关系,无意中进入到一个文化圈子而且是一个主流的文化圈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人的范围就广泛了。那是常常去看各种艺术节,有次在去艺术节的时候偶然之间认识法兰西画廊的老板纳提尔,法兰西画廊是当时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画廊,这个时候一个画廊的美术展览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当代的很多东西对我们是很陌生的,在法兰西画廊这个艺术展览的时空里边、大家都在探讨着艺术,在探讨跟艺术所有相关的话题,这个气氛让我特别眩晕,非常吸引我,感觉心中的某扇门忽然被开启了,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在画廊这个领域工作,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很感性,而且很喜欢艺术,尽管当时没有条件尝试,但是在国内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中,我会专门负责文艺跟体育,文化这一块,八十年代还策划过许多讲座,组织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对我来说画廊提供的这么一个平台,非常吸引我。1992年的5月份,刚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当时法兰西画廊正在做的一个1945年在上海出生的意大利艺术家的展览,这位艺术家父亲是当时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他是意大利人,但是后来因为战争他就去了洛杉矶成了美国人,这么一个伟大的美国艺术家要在法兰西画廊做展览,我有幸参与到了这个展览中,一下子就不自觉的被拎到了一个所谓当代艺术领域,而且一下子掉进了一个金字塔塔尖的艺术圈子里边,就是这样开始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偶然,我比较好学,于是马上就开始要去了解这段历史,到巴黎大学学习艺术史,没想到我后来所有经历的,尤其是九十年代,几乎是跟二十世纪当时还活着很多创造历史的艺术家们一起喝咖啡、吃饭、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最关键的是92年下半年的时候,当时法国著名的一个伟大的绘画大师皮埃尔·苏拉,在中国有一个他的五十年绘画回顾展,他是当时法兰西画廊代理艺术家,同时因为在中国的北京举行,当时整个世界画廊界就我一个华人,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一下子好像就受大家的重托,让我当展览的协调人,就这样开始跟当代艺术,跟国际当代艺术交流发生了关系。


 关予:程老师经历了中国整个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是一个见证人和参与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白玉在你看来背后意味着什么,在你的传记写作中,重新梳理那段历史的时候,你对那段历史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鞠白玉:我把程昕东当成代表人物,是因为至少我这么多年的采访,我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人。我指的是相对于其他的采访对象,我不是说那些人没有故事,是说他的故事更跌宕。因为现在的画廊从业者前边有范本,已经大概知道这二十年来其他的画廊在中国是怎么做的;但是程昕东开始做画廊的时候前边没有任何范本,那个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规范的一个市场化,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地走,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开拓者,这是一个冒险家,他并不知道他能得到什么,他只是凭他的激情慢慢去摸索,这个吸引着我。


  关予:你在听程老师所有的故事中,哪一个故事最能够打动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除了程老师之外,也许从别人的眼睛里边看程老师的故事,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


  鞠白玉:我应该说一个八卦,这是一个艺术家跟我讲的,说当年他们还过得很寒酸,艺术环境、居住环境都很不好的时候突然传说有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国外的华人策展人要过来,所以很多人都很兴奋,说当年程昕东出现的时候穿着一件风衣,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这个人非常优雅、非常得体,非常规范,他知道怎么把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提取出来,知道怎么把他们介绍给西方,介绍给世界,他知道怎么给当时所谓的盲流艺术家搭建一个桥,让他们成为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片断,就是一个村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潇洒的穿着风衣的人,这个人还特别有激情,特别有理想,描绘了一幅蓝图,最后果然是二十年里边他说到的都慢慢做到了。


  关予:这个故事、这个桥段真是特别棒,像白玉刚刚提到的您那个时候回到中国把中国和国外的艺术桥梁搭建起来,在中国的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有代表性的或者让你特别能难忘的片断吗?


  程昕东: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也好,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觉得很突然,我认为并不是很突然,只是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这一段历史,这些优秀的创作者们他们的劳动价值获得了认知,被发现,获得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大范围的认可和成绩。对我来说,从九十年代开始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就为了这个目标努力,期待着有一天可以不那么寒酸,每个人的劳动价值获得某种尊重跟认可,以及能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可去世界浏览。


  现在看觉得好像很自然而然,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你看中国当代艺术整个三十几年成长史,其实中间的故事都是很辛酸的,首先是一段辛酸史,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创造史,因为这个时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很特别,一个厚积薄发,中国几千年历史到这个点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战争、政治动荡,以及中国向全世界的开放,从世界的工厂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一个经历。这段历史不可能再重复,中国的艺术家很幸运地赶上了这段历史,当然他们本身的努力和探索也是不可估量的,只是我们现在还在创造这个历史,我们在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价值认知还不能体会到,需要未来重新来看待。


  再一方面我们现在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有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带有理想的创作群体,最起码一开始是有理想或者现在有一些理想被现实折磨得少了一点,最起码创造中国当代艺术历史的那一代人,我觉得也是很精彩很伟大的。我92年回到中国做苏拉的展览的时候去了圆明园,看到当时圆明园所有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包括方力钧,很是感动。


  关予:能给我们描述一下那个时候你看到的那些艺术家吗?


  程昕东:有点儿白毛女从山上里下来的感觉,长发、很疲惫,因为他吃了上顿很担心没有下顿,而且那个时候的美食绝对不是现在的法兰西红酒,古巴雪茄,那个时候最好的食粮就是北京饺子,吃完一顿,下一顿饺子从哪里找又是一个问题,那代人过着非常艰苦但是总是觉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明天,这个明天可能是不确定的,虚拟的,但是都是挺美好的。


关予:这个经历是否使您开始萌生要把中国的当代艺术介绍到法国甚至更大的舞台这样的想法?

  程昕东:肯定的,发现了这批艺术家,跟以前我们所看到的艺术家的浪漫,艺术家描绘的东西反差是巨大的,坚定了我想从事这个职业,要搭建一个文化艺术的桥梁,让中国这些优秀的艺术家走出去,让世界去了解他们,这种了解不是被动的,我希望我们是有某种主动性的,哪怕是自我毛遂自荐也好,就是走出去。而且我在巴黎看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么优秀的画廊,那么精彩的美术馆,那么多伟大的艺术革命,我们都一无所知。突然之间我感到某种责任感,我觉得应该把西方正在发生的丰富的当代艺术创作介绍到中国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方向在哪儿,后来将近二十年的实践、探索,其实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

  关予:您从2000年开始创建程昕东空间,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了。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诚信画廊的探讨很热烈,您有法国从事画廊的经验,同事在中国这么多年经营下来,您对画廊的定位和它的存在的责任是怎么样看待的?

  程昕东:整个社会对画廊还是处在不了解的状态,无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都是停留在以前所认知的或者从电影、电视剧里边看到的画店、杂货店的老板的状态。中国从画店的形式向专业画廊这样一个艺术推动跟传播这个平台去靠的时候,整个画廊业除了几家画廊以外跟标准还是很遥远的,因为所谓专业画廊的成立是最近三到五年之内的。

  我是99年回到中国也是白手起家,当时画廊的生存环境很差,也是我为什么没有马上做画廊的原因,那个时候在中国要做一个职业画廊几乎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的,除非你作为一个中介,把中国的当代艺术通过自己的画廊传播到国外去,为什么九十年代北京、上海有两三家西方人开的画廊能够存活下来,其实很简单:西方的家庭经过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整个的财富积累跟二次大战以后新生活运动以后,各个家庭获得了财富,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时西方的流浪汉都比我们中国最有钱人富裕,所以说他们来中国基本生存没有问题,我大学毕业只有三十块钱,一个西方家庭的孩子能够来中国学习的,他口袋里最起码有一万块钱,所以他当时是现在所谓高净值财富的人,再加上他们对画廊的喜爱,直接或者是间接看过美术馆,知道艺术这个行业、知道艺术这个系统,在知识方面,眼光就比国内的专业,他已经先走了一步,所以他们来看画廊,随便怎么做都可以活下来,再加上他们有资源,他可以在中国当时没有艺术市场跟生态的情况下,把中国的当代艺术介绍到他本国去,他就可以获得交易,再生长就获得了一种可能性,所以他们都能活下来;我们一进到这个圈子就是一个无产者,一个无产者进入奢侈行业进去容易,但基本上都是要牺牲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准备、没有任何的实力就进来了,靠着雄赳赳、气昂昂、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勇敢的蹚这个水,仅仅因为大家有一种激情跟理想,因为我们无知。

  关予:谢谢程老师。刚才程老师也提到最开始中国这批画廊虽然无知,更多是无畏的状态进入中国艺术市场,开始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在白玉女士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几十年的发展中,怎么看待现在的境地和状态的?

  鞠白玉:我觉得是艺术家、画廊、策展人,甚至批评家,包括艺术媒体,是整个一个行业一起成长,每个部分都是不能分开的。当我们说艺术家特别商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单纯说艺术家,当我们说艺术家特别单纯的时候也不能单说艺术家,一定是在一个环节、一个链条里边,我自己只能从媒体的身份来讲,因为媒体是这个行业是跟利益最不相关的。

  我自己觉得不管艺术家怎样,仍然有大部分艺术家在特别坚持着单纯的、安静的、认真的艺术,也仍然有画廊还保持着当时的理想跟激情,他们愿意发现好的艺术家,甚至以前一些特别好的艺术家,他们一直跟画廊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画廊仍然还是在起着这种把好的艺术推介给市场、推介给公众的一个责任跟义务。我也不觉得画廊应该是一个画店,当然画廊应该是赚钱的,赚钱证明你成功,证明你发现了,证明你对艺术家的选择是有眼光的,但是我一直觉得画廊有一个公众的义务,就是他让艺术跟公众产生关联,他把那些本来是在画室里边,本来是艺术家自己私人的一些情感、情绪推到公众面前,他让公众了解艺术,其实了解艺术就等于了解我们的时代,所以我觉得真正特别好的画廊应该仍然在承担着这个义务。我想补充的是程昕东画廊非常吸引我的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一直在坚持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艺术的展览,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古巴,古巴当代艺术在中国,这个画廊其实已经起到了一个文化推广和传播的责任,他甚至取代了一个政府的角色,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程昕东跟各个使馆的关系非常好,他这种好其实是建立在文化交流跟推广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没有大使称号的“大使”,这个都可以给一个艺术从业者的翻版,就是你除了要做你真正最本质的工作,比如一个画廊当然应该盈利,但是还应该做点儿别的。

关予:这也是我想问程会长的一个方面,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捷克大使来程昕东空间参观,为什么一直坚持走这条路线,除了跟您个人的背景有关,是什么样的想法促使您一直走这样的条路线,当下您想向世界推广的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


  程昕东:我希望给画廊人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看到过画廊从业者跟国内不同的状态和一些不同的风貌,我觉得最起码对我来说,我不想做一个小格局的画商,而且我们也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成为一个画廊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画廊人。做画廊基本的必须要完成画廊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就是他是一个艺术品的交易平台来做商业,做市场。另外有一点是在巴黎被重新洗礼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文化视野在放大,如果没有一个大的文化视野,我们的路就会跟全球化整个语境不相符,再加之社会又赋予我们自觉不自觉的第一代画廊人的责任,就是要扮演很多角色:要做策展人,因为在我们本土没有太多很好的艺术展览;要做收藏家,因为没有一个价值评估系统,让艺术获得尊重,在艺术的价值,在全社会不受到认可的情况下,你凭什么让别人来你这里消费艺术,。所以你要先做收藏家,你告诉他你也在做,你的冒险跟他是一样的,你们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点上可以分享很多快乐跟成功,这就要依靠你个人魅力,所以你要当收藏家。


  刚才我谈到经纪人,要当策展人、收藏家,面对雅昌艺术网,还有一点需要有人来说,因为我有这个条件说,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所获得的所有的基础,创作基础、生存基础其实是依靠国外的力量,这个力量绝对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确实是西方当时来中国的无论是外交官,还是企业家,还是跟中国有某种关联的这些人,他们自觉的行动,因为他们热爱中国文化,看到中国创作什么一种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后,无论是出于道义、出于灵敏,出于为中国未来的当代艺术的发展保留各种原因,他们节衣缩食,从自己的工资里边,从自己不多的积蓄里边拿出一部分钱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我觉得很多现在成名艺术家都有这个经历,这让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创作者们没有放弃理想,让他们这么多年能够坚持到今天获得成功的时候,中间有十几二十年这么过来,所以说看到了这些以后,我觉得我们这种使命感、责任感就很大了。所以后来在我画廊发生的所有展览也好,跟国际对接还是我在国外策划的几十个中国当代艺术展以及在中国本土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的哪怕是边缘地区,像昆明博物馆、沈阳工艺美术管、西安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等几十个我的所谓流动的空间跟所有展览策划,把西方的当代艺术介绍过来,也就担负着所谓的公共教育跟艺术传播的一个概念。到后来我的角色为什么会这么复杂,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第一批画廊人所面临的一个历史机遇,承载的历史责任,最起码作为一个画廊经营者来说,后来就把自己定位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既要顺势而为,同时又要扎根在本土的一种大格局的经营画廊的一种方式跟态度。


  关予:中国当代艺术最初发展的情况确实如您刚才所说,到了现在,因为目前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环境要比十几年前要好得多,无论市场的份额、资金的力量等等市场的生态都在不断地往前发展,您觉得当下的当代艺术的思考和着眼点是更侧重在什么方面的?哪一种类型的艺术是你更想推向世界舞台来体现中国当下一些思考能力的?


  程昕东:在中国整个历史上,无论在哪个阶段,各种艺术的形式跟流派一直存在着,现在也一样,只是我们的关注点不一样,很难说中国的新艺术是受到西方的某种力量的支配或者推动,只是我们这个时代让这些艺术家去倡导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创作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一种新的艺术实践的可能性受到一种限制,突然之间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一代的艺术家通过愤泄了解艺术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当然年轻人容易尝试、表达新的视觉的可能性,都是很正常的,于是在当时传统的书法、书画,可能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因为没有提出新的可能性,并不是中国传统艺术形态消亡了,不是,那个时候中国当代艺术只是星星之火,一些火苗展,看到对新事物的关注也是我们人类进步的基础,不关注新的怎么能够了解未来的可能性呢?正因为在这个时候,整个全球化一开放跟这些新的艺术获得了某种认可,一种呈现的多种可能性,我觉得其实这些新的艺术代表了我们国家文化的一种力量,只是当时我们不敢去承认他们而已。


  整个当代艺术成长到今天三十几年,经历了各种力量的影响,有了这个波澜起伏也很正常,关键的问题是考验我们在创作什么,我们的艺术家对待艺术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他们应该是重拾理想,重新找回对当代艺术的向往跟对艺术的梦幻。另外有一点所有劳动的价值都会被承认,不管以什么方式承认,我觉得哪怕是被资本承认也好,就是一种承认的方式,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是一个考验,只是我们现在可能面对它的心态会不一样,而且整个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新的艺术的出现会更宽容,同时也对一种传统文化的作品又有新的发现可能性的时候,又到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创作的更好生态语境,创作的可能性更精彩的一个新的时间点。


关予:经营画廊是身兼发现新的艺术家、新的艺术形式的责任,目前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样的作品是最能打动您的?或者什么样的艺术家是特别能够打动您的?


  程昕东:那就看我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关予:很感性。


  程昕东:就像我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但是她不打动我,也没有办法。感动是我从事二十年艺术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其实艺术用的什么材料,什么样式,什么表达的可能性,可能都不是很重要,其实我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面对艺术,因为艺术本身就这么精彩、这么多元、这么丰富,有一个原则就是让我心动,我肯定会对它关注、客观地了解,如果有可能性会通过我的平台呈现它,让公众去分享我的惊喜、分享我对艺术的某一种理解或者说去分享一种以我的个人判断的艺术价值。


  关予:程昕东空间从成立到现合作或代理的艺术家也有几十位了,是不是这样的艺术家都曾经感动过你或者是目前依然在感动你?空间跟艺术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程昕东:合作方式很多,合作项目的可能性更多一些,因为国外所谓的代理制,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在我们的法律,我们所有的社会结构不完善的时候都是一纸空文,是没有存在的条件的。我的工作的价值是能够为他的劳动价值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有了这么一个基础,没有合约但胜过合约。


  另外有一点,我希望艺术家的成长更开阔,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所谓全球代理,我觉得不太适合中国艺术家成长的这个阶段。因为我觉得他们还在成长,我很希望如果说他们有幸跟我一起成长,在未来的时间点,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和可能性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让他们在另外一个空间展示,就像我们小学时候说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期待,在未来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未来的很多条件变得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可能就要有一些像代理制等等,都需要一点点落实下来,因为我们在一个没有制度保证,法律不健全的时代需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时空。


  关予:白玉因为是给外媒写专栏的,平时也会观察艺术动态和艺术界的一些变化,我也想问你,如果现在让你向香港的艺术爱好者或者更大范围内的艺术爱好者介绍中国当代艺术,你会更愿意介绍一些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程昕东:事实上我做这样的事情已经八年了,我应该是在外媒最早开始写中国当代艺术的作者,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国内艺术杂志非常少,至少我没见过。我自己选择艺术家跟程昕东差不多,其实人是有一个直觉的,首先是一个直觉判断,直觉判断背后是你的经验判断导致你的直觉判断,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真挚的、干净的艺术家。我在访谈中不太提到价格和市场,甚至我以前早年访问的艺术家也跟程昕东一样,我早年访问的艺术家当时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价格,就是觉得他的作品好,可是你看几年后他真的很棒、真的很出色,我们也特别满足于自己的眼光。


  关予:最后还是把问题丢回给程老师,我们知道这几年您特别多的关注整个艺术行业的发展,包括前两天在北京画廊周的一个发布会上,您提出了希望北京画廊行业能够给中国画廊行业起到带头作用,很多画廊的经营者更多还是关注自身的成长,很少像您这样以一个行业的身份和行业的角度去思考问,您要做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想法,以及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样的?


  程昕东:我个人已经有了二十年成长的经验,中国画廊业也在成长,我很愿意以我的经验,我的所有跟我的同仁们去分享。中国画廊业的成长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可能制约整个行业的发展。于是就挑头跟一些朋友、同行们说建立一个行业协会的可能性,最后也获得上一届主管单位的支持,其实十几年前就有这个想法,因为时机不成熟,去年北京画廊协会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当然是有责任,因为中国画廊靠个人的力量、个人的魅力去成长、完成一个资本积累、资源培养也好已经没有太多机会,因为已经处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而且资本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市场作为一种实体跟艺术家共同成长、实验、探险的一个画廊平台面对太多的挑战,如果再不依靠集体的力量,一个行业的发展,同时希望获得政府、全社会更大的支持,我很担心中国画廊未来发展的前景,但是同时画廊又这么重要,在整个艺术系统和艺术产业里边扮演着个最前沿、最基础、最前瞻的一个角色,如果说没有这一块以后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更大的产业链的成长,以及整个艺术系统的发展。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有利于中国画廊成长跟面对国际挑战、竞争的很多实际的事情,包括进口税从12%降到6%,到我们一起合作做的北京画廊周,以及平时日常的很多工作,都是在进行制度化的建构,行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推动中国画廊在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获得政府力量的支持,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而且现在确实没有国家收藏,也就是说国家在投放文化知识资金的时候永远到不了画廊这个层面,往往就会被各种“出口”所拦截,恰恰最需要支持的是画廊这一块,这个时候要做的工作就很多,包括未来的很多不管是公共教育的推广,如何去培养中国一个自觉的跟艺术相对比较接近的,又同时能够自主的消费支持艺术发展的这么一个阶层,以及让社会来关注这个职业的成长等等很多事情,目前我们一件一件、一条一条在落实,太多了,确实中国画廊业的成长面临太多的问题跟挑战。


  关予:以您经营画廊这么多年的经验,您觉得经营画廊中最难的是什么方面的事情?


  程昕东:最难的我还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问题太多,都很难,这个职业似乎觉得入门门槛很低,但是水是很深的,对一个从业者的要求非常多,因为你要了解艺术,对艺术有一种判断,有一种专业的判断,同时要跟社会资源结合。它是一个平台,要跟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层面的关系,还是经济、以及文化的关系。一个美术展览,一件美术作品还可能影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艺术这种多变充满魅力,又是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职业,又通过画廊这个平台在呈现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社会基础,首先要去了解他,尊重画廊的劳动价值,同时也希望中国画廊业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我觉得可做的事情很多,但是现在都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承担着一个很重大的。


  关予:谢谢程老师,也谢谢白玉,我们知道昨天文化部颁发了诚信画廊的名单,我们相信也许政府这样的介入会对画廊在政府支持方面和关注度方面有很好的促进,这个背后都是画廊协会以及一些不断努力有理想的画廊经营人的努力的结果,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结果未来会带给画廊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关注,将来有更多的空间,画廊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艺术市场环境中担当起重任。今天的画廊故事就与大家分享完毕了,以后的画廊故事还会在画廊周结束之后不断地陆续推出,核心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画廊故事、通过画廊人讲画廊的故事,让更多的社会观众、社会大众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领域,关注他们的故事、关注他们的发展、关注和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进而能够走进画廊、走进艺术,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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